北京是一个令世界注目的城市，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城市。北京是文化历史的中心，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北京是世界的焦点。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来临，从北京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对中国甚至世界产生影响。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人骨子里流淌着这个城市的文化之血，他们成长的历程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变迁和演化。在这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自然也秉承着文化水土的滋养，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断提炼着一种新的生命经验和精神图像。
名为“中心／中央”的这个展览选择于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出生并长大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北京城市文化在20多年里的转型和社会变迁，成为北京作为国际都市的重要文化见证。他们的作品成为北京乃至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的艺术家和其他的知识精英一样，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对民族文化现代进程和当代新文化认同的思考，也就是说，他们在寻找能体现这个时代特征的新艺术。
这些艺术家分别在60年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出生，在80年代完成艺术教育，并于90年代逐步走向艺术舞台，同时获得了不同范围内的认可。可以说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在北京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逐步成熟起来。他们的艺术集中了他们这一代人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各种认知和感受。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艺术家都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自己的艺术教育。由于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国艺术史上和在全国艺术界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北京城市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些艺术家的艺术探索无疑也是中国艺术教育和艺术发展的重要体现。
放眼现代美术史和现在的各个著名都市，拥有自己的艺术家是城市富有艺术和文化气息的根本。纽约因为有了安迪·沃霍尔、波洛克这样的艺术家，巴黎因为有了马蒂斯、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才成为著名的文化艺术都会。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的中心，在向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能代表自己当代城市文化的艺术家。艺术家为这个城市增添了灵性与传奇。
这些艺术家包括：展望、喻红、王玉平、冯梦波、章剑、洪浩和吕鹏。在王朔的小说和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对60年代出生的人有生动的描绘，但那只是一个有北京特征的局部，即一种新八旗式的虚骄、嚣张与狂妄。毫无疑问，这是新版本的北京市井文化，也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颠覆。作为中国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反复较量的中心，北京在人们心中体现出明显的废墟意识和历史的沧桑感，以及现实的虚无感。
90年代初，北京有关部门为西客站征集城市雕塑作品方案。展望提交了自己的不锈钢假山石方案。按照他的设计方案，西客站的站前广场中央树立起巨大的由抛光不锈钢仿制的假山石。这样就将西客站及其周围环境还原为放大的，但又是对传统的拟象化处理的山石盆景，也便形成一个今日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悖论：一方面它像膨化食品那样无限制地放大，另一方面，传统只剩下虚饰和表面化。当然，展望的方案没有被接受，但作为观念性很强的当代艺术方案，这件作品曾被广为传颂。
在以后的几年中，展望一直实施着他的不锈钢假山石计划的各种变体，拓展和延伸着作品的意义空间，例如《城市山水》（2002）将不锈钢餐具和不锈钢太湖石组合成现代都市模型，以及《跨越12海里》（2000）将不锈钢太湖石投放到公海上。
在展望的“不锈钢假山石”系列中，传统和现代的尴尬关系被巧妙地视觉化。玲珑剔透的传统太湖石是传统文化的审美经典化石，里面包含着传统的人生哲学、潜规则和吃人的“血酬定律”。但传统的太湖石尽管外表看来漏、瘦、透，但整体上是实心的，材料是自然形成的，是大自然千万年鬼斧神工的造化杰作。而展望的作品虽然仍然保持着太湖石的外形，但却是空心的，是从真实的材料上拷贝而成。他所使用的材料更有意思，是拋光的不锈钢板，太湖石原本的特质被完全抽空，只剩下一个华丽而闪亮的虚饰的外表，这全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作为视觉焦点，展望的作品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拋光不锈钢材料本身的反射性——而且是曲线的、弧面的反射性——如哈哈镜般地将周围的物体和景观都反射到自己的身上，形成变形的、破碎的、扭曲的、零散的，以及随时可以改变的反射图像。这样的效果本身使作品更为神秘，但也更为贴切地传达了艺术家对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认识，即总体上的废墟感和细节上的扑朔迷离与眩目。对北京特有的历史、政治和现实的关注与考量通过视觉比喻的方式体现出来。北京众多的皇家园林遗留下的大量太湖石和假山石，北京城内翻云覆雨、云谲波诡的政治运动都让人感到人生无常而又无可奈何的虚幻与荒芜。展望对太湖石的开发和使用显然赋予传统文化符号以崭新的人生感悟和体验，传达出艺术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的理解，比起海外一些华人艺术家的道场化与萨满式处理，具有更活现的生命气息和创造智慧，以及同强大的历史惰性进行对话的张力。
因此，我认为，从80年代徐冰完成《天书》之后，展望的《太湖石》是另外一件凝聚北京文化特色的重要当代艺术品，代表了北京版本的“60年代气质”中凝重而深沉的力量。
喻红生于60年代中期，在美术学院的摇篮中，经过30多年的风云锤炼，成长为北京新学院派女艺术家的重要代表，但她的艺术不同于一般女性艺术家的个人情绪化特点，而是充满历史般的智慧和凝重的生命体验。喻红的作品在2000年以前充满了隐喻，象征这一代人的茫然、失落、困惑和无奈，但仍然显示出她的严肃的探索和理性思考。这显然与她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美术学院有关，这种生活形成了她独到的兼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所谓精神贵族气质，但她的思考也穿破学院的深墙大院深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
2000年以后推出的“目击成长”系列显示出喻红的成熟的理性思考，表现出女性所具有的个人经历与整个国家的重要历史时刻相重叠的那些精彩的瞬间，是个人所代表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见证，即从自己的童年到自己的孩子的童年这样一个叙事角度进行思考。当个人生命历程与重要的社会历史相关联的时候，个人的生活就不仅仅是见证和旁观，个人也就不仅仅是私人生活，而是公共性的，是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所以喻红的《目击成长》在见证和参与历史的意义上说，超越时空和性别视角的限制，而有可能成为60年代人的精神图像，从丰满的、有血有肉的感性魅力出发，达到一个纯粹而又纯净的从内心深处挖掘出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喻红的《目击成长》不仅在当代艺术领域用油画语言创造了新的高度，而且为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增加了新的内涵。进一步讲，有批评家用的“美丽”一词显然不能概括喻红《目击成长》所体现出的由社会历史的波澜壮阔与个人生命体验和洞察的清澈和准确结合而成就的壮丽的“崇高感”。这种审美经验在中国近年的艺术创作中是凤毛麟角。
《目击成长》所彰显出的精神气质显然与北京在60年代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有关，显然受到北京城市文化氛围的依托。不了解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底蕴，似乎不能深刻体验这种含蓄中的文化张力。难能可贵的是，在面对这一代人的各种困惑和迷茫时，这种积极、正面而坦然的文化态度为在国际化条件下建立新的文化认同和新的城市文化形象提供了可能。
比喻红大两岁的王玉平在上美院后和喻红的经历完全相同，但之前，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俨然是老北京的做派，与那些在大院里长大的新北京人完全不同。社会舆论对“老北京”的认识和接受完全被各种文字和影像叙事所左右，非北京人甚至非老北京人对老北京的认识也是褊狭和充满误解的，那种将会说一句“你丫傻比”的粗话当成地道北京人的标志的看法，显然是将北京的文化传统妖魔化了。而老舍笔下的老北京人才真正体现出北京文化的悠远而温醇的个性。当然，王朔笔下的新北京人提炼了60年代这一代人所特有的“大院子弟”对父辈所秉持的正统文化的叛逆和颠覆，这在玩世现实主义代表画家之一的刘炜的作品中可以真切地感到。这种文化与北京的胡同文化显然没有太多的瓜葛，因为一个是历史的文化传承，一个是几十年革命的势力。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两者较量的牺牲品，例如梁思成、老舍等。而王玉平的生活世界和感情空间却是在这两者之间。他极多地关注着小人物的内心世界，革命和历史使命似乎太遥远也很虚无，所以，王玉平的艺术视角关注的是平民化、日常化和生活化的各种细节，例如，吃、喝、拉、撒、侃、抽烟、做爱，甚至出神发呆等。批评家易英说他像北京街头宁愿聊天、打牌、晒太阳，也不愿意干活的“板爷”，真不为过。他的“新八旗”和“镜装孙子”系列则更是当代北京部分年轻人心态的真实写照，他们穿得很花，也很招摇，或者光着排骨般的瘦脊梁，手机、烟、项圈、领带，一样都不少，但他们不是“心不软，手不软，一干活就软”，就是“做饭糊炒菜糊，一打牌就不糊”，要不然就“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言”，这些诙谐的文字作为作品的主题出现在画面上，一方面体现出画家对绘画语言的大胆尝试，另一方面也点出了艺术家对生活的关注，体现了一类人的生活态度。
从心理上分析，王玉平的作品体现着老北京的“皇城根儿”文化在今日社会的意义、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60年代的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他们经历过风雨，世故而圆滑，看透一切，但又不轻言放弃；他们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哪怕平庸凡俗，但却是真实和亲切的；他们不需要革命，也不悲天悯人地做“愤青”，更不会自暴自弃地拿自己和别人开涮。所以他们秉持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波澜不惊的处世态度。
60年代末出生的画家章剑，也将自己的视线瞄准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虽然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政治不像前三位那样有深刻的体验和个人化思考，但他对北京风物的描绘带有明显的个人感受，传达出60年代晚期出生的人对北京的感情与态度。章剑早几年的作品展现了热恋中的少年想象中的那种美好世界：阳光灿烂，白云飘飘，绿草茵茵，美女如花。生活多美好！他把北京想象成童话世界，这是他青春生活的写照么？是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么？是他个人积极健康的生命态度么？是他这一茬儿人未经“文革”等政治事件的血腥风云而保有的“温醇人性”么？都有可能，最可能的是，他的画面所传达出来的心境是令人向往的。60年代的人的心目中享有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北京人的心路历程中也是弥足珍贵的。从语言上，还可以看到他对外光派绘画语言的迷恋，以及对苏联艺术家谢罗夫的审美趣味的挪用，而他用这样的艺术语言传递的还是自己的真实感受。
但章剑最近的个人展览“某月某日”，展出了他最近的新作，从这些新作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的新的转向。在他的画面中，天气晴好的日子离他逐渐远去，北京的景物像罩上一层纱布一样有梦境般的效果。这些景物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密切联系。而且在感情世界有深刻印记的场所，例如自己窗外的那片古老四合院与现代楼群的混合场景，三环路边一个有创意的广告标志，北京夕阳西下时的一缕晚霞，以及后海冬日的溜冰场，这一切场景传达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之外的个人化和感性化图像叙述，那种宁静的、平和的、舒爽的、朦胧的、如梦似幻的、令人陶醉和沉迷的情境与氛围似乎只存在于老北京人那波澜不惊的心底，或者是一对北京情侣在恋爱时所感受到的物我同一的温柔情调。章剑在这个时候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和技巧，一种平涂的、湿润的、舒缓的笔触，干净而轻盈的色调，没有悬念的朴实的构图都十分贴切地表达了画家真挚的故土情怀。
章剑笔下回避了经常被描绘的天安门广场、长城、故宫等政治和历史性标志景点，而是选择了给自己留下深刻生命记忆的北京场景，即使是天安门这样的场景，在他的笔下，也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记忆的宽敞的开阔地。因此，淡化北京的政治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突出、强化个人的感受，显示出艺术超越世俗功利而获得心灵片刻歇息和审美的宁静，这成为章剑对北京的思考的深化。
一直长在大院家庭的洪浩，面对北京城市的变迁，也被激发出灵感的火花，他在90年代末期完成了作品《清明上河图》，挪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著名作品作为背景，并安插入今日社会的各种人物，恍如时空瞬间切换，让人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密切交织。在北京东郊工厂区长大的吕鹏从小对水墨画和中国武侠小说特别感兴趣，因为80年代初，各种历史评书和武打电影的流行给少年的吕鹏以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以水墨（以及后来的油画）的形式，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今天社会中的演绎，并融入更为复杂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感触。
北京作为一个文化和历史的现场，作为艺术和文化的舞台，更作为一个中国现状的符号，提供给艺术家丰富的创作源泉，这使得北京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和当代艺术的策源地。而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则一直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美术运动的前沿，引导着中国艺术发展的方向。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批批优秀的艺术家从中央美术学院出来，从北京出发，走向新的艺术历程。■